杨妍博士新著《新加坡现代中医之生成——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作用与互动（1867-2013）》，以本地现代中医为研究范畴，把政府与民间中医组织视为两个主体，借着观察西方制度科学观与华人模式文化的交锋和妥协，开宗明义地论述传统中医随华人移民落脚英殖新加坡后走过的现代化历程。

读这部学术专著，有如置身一个历史与当代交轨的现场——杨妍说了一个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在近代殖民历史上邂逅相冲的故事，一个本地中医在当代情境中逐步走向现代化而非西化的故事：

作者把我们带回到19至20世纪的英殖早期，1905年政府颁发的医疗注册法令把中医排除在外，文中“医药”（medicine）一词无需说明指的都是西医。然而现实却是，当年西医资源极为匮乏，是华人自行设立的慈善中医院，以及在药铺和会馆里行医的中医师，长期照顾着华族社群的医疗福祉。

这样的故事，从一开始便张力十足：故事里政府医疗制度与民间传统疗法，分别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概念。那么在这个只承认西医的殖民地，传统中医是如何生存与自处？

两个场景：政府与民间

阅读中医史类的学术专著，对我来说是头一遭。因对课题陌生而读得很慢，笔记也偏多。通读一遍后要从头翻看一遍笔记，方能整理出读过的内容脉络。不过，也是在这个慢慢梳理的过程中，这个跨世纪中医故事的骨架和肌理渐见清晰，眼前浮现出故事里的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政府”，包括英殖早期、日据、英殖后期至自治，以及建国时期。英殖早期的政府对待中医态度“矛盾且暧昧”，一方面把中医排除在管制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并未刻意打压中医，可见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慈善中医院为贫困人群施医赠药的做法，让殖民政府发现中医确能助其解决医疗民生问题，而中医院的运作状况也曾让前来视察的殖民官员惊叹不已：“各病房极为洁净，配置安当，药品器具均为齐全，鉴于卫生上大有裨益……不料中国人有此善之医院。”

然而，面对政府始终不愿承认中医，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中医业者作何选择，怎样作为便成了决定自身命运或兴盛、或式微的关键所在了。这就带出此项研究的第二个场景——民间。杨妍在研究中发现，可幸的是，本地中医业者从一开始就把握行业自制的机遇。换言之，殖民政府管制的缺席，反而成全了中医这一传统疗法，为其日后兴盛和多样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

作为研究者，杨妍精准地洞察到本地中医在这个过程中显现出的自主能动性，她有意深挖民间一手资料，更多地着眼于中医机构档案、行业刊物、报章资料和医师口述回忆等。基于这些扎实材料，她在书里特辟三章，专门论述中医专业组织所发挥的能量，从行业监管、中医教育与中医研究三方面详加论述。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部书里列举了不少实例，让人们看到了数代中医师的种种努力。比如本地《叻报》主笔叶季允在华文报业史上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原来他也是一名中医师，是他于1901年创办了本地首个中医刊物《医学报》。又比如本地1950—60年代的“马来亚化”热潮，原来也曾在中医界发起过；而当年中医师使用的中医书刊，也同时让人对当年的华文书业肃然起敬：在新中两地颇为疏离、书禁不断的年代，华文书业曾在夹缝中引进大量中医书籍刊物，以满足本地中医业者的旺盛知识需求。

现代化之路：既非西化亦非中式

有别于以往出自中医师之手的“内史”，杨妍沿着“外史”的路径一路推进，同时对医学社会史、殖民医学史和海外华人研究都别具新意。只见作者把此项研究置于医学社会史框架之下，一方面审视民间组织如何因应殖民地社会情境和地域差异，另一方面探讨殖民医疗政策、殖民遗风对中医现代化的影响。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恰恰也为海外华人研究园地的空白填补上了分量颇重的一笔。

在我看来，这部专著的价值，也在于它呈现出另一种现代化的可能性。在今日新加坡，现代中医既非取代西医，亦非中式“中西医结合”，而是与西医共存于一体的科学疗法，在“西医为主，中医为辅”模式下为多族群国人服务。沿着这个思路，我们便可察觉此项研究的深一层蕴意：

在新加坡走向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殖民思维与移民特点交织并行，去殖努力与后殖遗风暗中角力，而现代化的最终得来乃为民间与政府两方协商互动的结果，并非由任何一方单方面推动而成。正如作者所言，“新加坡中医是新加坡复杂性的表征”；新加坡现代中医的生成，也是新加坡本身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切便是新加坡案例的意义所在。

杨妍博士的新作值得一读，不仅中医药业者应读，社会人文研究者应读，普通读者如你我也都应读。毕竟中医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